我的老兵祖父

口口声声扬言向死而生，自认为不畏死亡的我，始终不能直面祖父的离世。我总是逃避着，不敢想念，不愿意去提起，可越是逃避，那份想念越是浓烈，越是难以抑制。

跪在祖父的水晶棺前，磕了三个响头。小时候每一年给祖父拜年，也是这样磕头，祖父总是乐呵呵的掏出压岁钱，拉着我的小手，激动地又犯起口吃，结结巴巴地喊着我的小名。

祖父的告别式，从头到尾都没有哭天抢地的哀嚎，祖母只是落泪，只是嘴里絮絮叨叨地诉说着他生前的点滴；父亲眼里布满血丝，站在一旁不着泪花，只是一脸憔悴；姑姑一开口便掩不住哭腔，倚着白墙啜泣；我拽着母亲的衣衫，躲在母亲的身后，不忍多望冰冷的祖父一眼。我不知道为何没有掉一滴泪，事后我曾感到悔恨，母亲见我如此，便安慰说是因为年纪小，害怕到没有悲伤的意识。这肯定是其中之一的原因。

祖父是个无神论者。他没有跟着祖母去过天主教堂，也不曾念过“阿弥陀佛”，他是一个光荣的 * 员。他的葬礼平凡简单，没有漫天飞舞的纸钱，没有熏人的香烛，只在亲朋瞻仰后便送去火化。一生匆匆，无论苦乐，不一会儿就是一罐白瓷送了出来。

祖父是个军人，年轻时从军携妻南下，一生便不曾再回故土。年轻的他，扛着 * ，彻夜不寐，一步一步迈着标准的步伐，在绵延数十里的铁路线上巡逻放哨，听祖母说他遇上激烈的枪战，也遇上过乔装的敌特分子，只是他严守保密制度，又怕祖母担忧因此不曾多言。转业后的他成了一名派出所所长，本可踏上仕途的他，毅然撇下功名，选择做一个平凡的人。许多人对他的选择感到疑惑和遗憾，而他冷静清醒地说：“我只会是个合格的士兵，做不了一个好领导。”与生俱来的忠厚，让他了解心之所向，对于高官厚禄没有奢望。在我看来，他一生不为功名所累，两袖清风，过得确实轻松自在，坦荡自得。每每谈起祖父，我总会很骄傲，说我的祖父不是一个领导干部，他是个军人。

他未曾向我提起过自己曾经遭遇过的苦难，也不曾谈起所立下的功勋，我记忆中的他只有一身质朴素净的白衬衣，一条洗的发白的绿军裤，一双老款的黑布鞋，一头稀稀疏疏的银发，两颗钢牙。只记得他卧室的木板床是我最不愿意睡的地方，即使寒冬腊月也只有在祖母睡的那侧铺上电热毯，而他自己无论冬夏不睡床垫，不垫毯子，只是一张草席和一张薄薄的床单；他的被褥永远是方方正正的豆腐块；他的每一件物品都放置在特定的位置，从不曾改变。他每日都会认真地把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打扫干净，从小就有洁癖的我，只有在他家中才肯脱掉鞋袜，光着小脚丫满地跑。

到了癌症晚期，父亲不得不告诉他真实的病情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坚持回家休养。没有了药物的缓解，离开了各种先进的仪器的辅助，他只能靠着自身意志忍受着癌细胞的肆虐。多少次夜里尿液 * ，他强忍着剧痛，挣扎着艰难地起身，努力地撑着一股劲为自己换一条干净裤子，只是因为不忍心唤醒床边刚刚入睡的祖母。慢慢地，他的神智变得恍惚，他看着妻子为他更换衣裤时额上的汗珠，他心疼地说“让护士来吧。”祖母眼睛一热，便偷偷转身抹泪。他曾痛苦到拉着我父亲的手想让他一枪结束他的生命。在生命的终点，他想要留存的依旧是军人的尊严，一心想要用一生相伴的枪弹结束生命。

不久后，他就永远地离开了。

我考上大学的时候，祖母给我一个沉甸甸的红包，本想着祖母一人生活已是不易，我拒绝这笔大额的红包，可不曾想，原来这是祖父生前为我积攒的，也是他生前唯一的遗愿。

一眨眼，祖父离开快十年了，可是他在我的记忆中一点也不曾模糊，每当我无意间想起他，眼眶都会湿润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