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说，你说，他说

子瞻前辈：

打扰了！您的文章在当时即广为传颂，后世也将您的作品奉为经典，后生在千年之后能得以欣赏到您的作品，实乃三生有幸。先生仙去后三百年，有好事者将您与昌黎公、河东先生、欧阳文忠公、令尊明允，令弟子由，介甫前辈和子固前辈合称为唐宋八大家，本意是想几位前辈的作品编于一辑，给后人学习文言文提供范本，却想不到引出一番是非。

后生惭愧，鲜读书，少阅历，所见所得恰如管中窥豹。自明以来数百年，社会主流皆把唐宋八大家作为文言正统，赞誉之词不绝于耳。早先后生亦深以为然。毕竟几位前辈确有震世之功：昌黎公止前世之奢靡，指秦汉为方向，疾言“文以载道”，开一代文风；唐亡后百年，神州饱受战火，文坛亦有风波。及至北宋中期，欧阳文忠公再度拨乱反正，继昌黎公之未竟，可谓复兴之举；先生您更不必多说，诗书画三绝古今少有，才华横溢。后生窃以为，唐宋八大家之于中国文艺史，正如春秋末年百家争鸣之于中国思想史，或是1927年索尔维会议之于物理史。你们好似耀眼的烟火，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顶峰，使后来者黯然失色。或许是受先生的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和今人梁衡的《读韩愈》影响，在数位先人中，后生最推崇退之前辈。诚如先生所言，退之前辈“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溺”，正六朝浮华文风。不仅如此，后生还敬佩前辈直言勇谏的刚直作风，一夜驱尽潮州鳄鱼的坚强意志和“少陵无人谪仙死，才薄将奈石鼓何”的逼人傲气。依后生所见，昌黎公正如同千年之后的鲁迅，为后世树立起“文归秦汉，诗模盛唐”的写作准则。

然而，寒来暑往，徒增马齿之余，后生也听到一些有关诸位先贤的非议。后生虽认为前辈并非徒有虚名，心中亦生疑窦。一个月前，后生于新得课本中寻得今人周振甫先生的《唐宋八大家论》，其中所引前人之言，后生阅后大为惊惶，始觉先生及之属所得盛誉，确乎言过其实。原因有三。先生及昌黎公所生之唐宋，人才辈出。退之尝与同道辩文于太学之中，且有牢骚之意隐于诗文，叹其示以正道而人皆毁之。先生亦曾与僚属谈文论道，所遇之人无有白丁。同朝者如摩诘居士，范希文正公等皆当世之名流。先生之才，诚不辜先生之名，然后世轻余者而独尊此八家，似有吹嘘之嫌。此乃一也。周氏所引《新唐书·文艺传》称，唐有天下三百年，文章三变。高祖、太宗时，沿江左余风，絺句绘章；至玄宗时，上好经术，群臣稍厌雕琢，索理致，崇雅黜浮，气亦雄浑；及大历、贞元间，涵泳圣涯，于是韩愈倡之。按其所述，先秦文风之兴，乃历史潮流之所向，历经三转方至于兹，如沟壑之既成而水注焉，非君所谓独韩公一人“起而麾之”。此乃二也。唐既没，五代之中，文风数变，及欧阳文忠公时有二百余年，此后旁门皆隐，唯韩柳之风独存，此固势之所趋，然欧阳公与先生等扬此风而抑他道，亦是此之因也。由此观之，先生之扬似非出于肺腑而有一己之私，意欲显己之正统而耀己之名。此乃三也。

数日前，后生偶遇一本名为《金元明清词选》的书，书中收录了宋佚后数百年间的部分优秀曲词。今人都说长短句首推宋词，但对比宋词和宋之后的词，后生发现所谓黄金时代不过是好作品相对较多的时代，并不是件件都是精品的时代。推而广之，所谓大师也都是活生生的人，在作品上尚不能十全十美，又怎么能在其他方面对他们要求过高呢？退一步说，无论先生当时所作所言出于何种目的，先生都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大量可圈可点的优美文章，历经千年仍旧熠熠生辉，为人们尤其是初学者了解、学习文言文提供了良好的素材。仅就此而言，先生及唐宋八大家里的其余前辈就对得起你们的名声，并非沽名钓誉之辈。

久闻先生乃一代文豪，想必先生对后生所言之事也有独到之见，愿先生畅叙高见，后生敬候先生华翰。

此致

敬礼

千年之后的中学生 梁田